導讀——楊雙子

畢竟台灣文學曾經流過名為吉屋信子的血

作家／大眾文學研究者

楊雙子

吉屋信子作為「少女小說」的先驅作家，其代表作《花物語》深切影響大正與昭和時代日本少女的心靈世界。不僅如此，吉屋信子筆下的少女情誼，亦遙遙促成二十一世紀日本動漫畫次文化「百合」（Yuri，意指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同性情誼）文化的生成。所謂「少女小說」，扼要地說系指日本明治時代誕生且盛行，並以少女情誼為主題，描繪少女之間的「S（sister）關係」，深受少女讀者歡迎的一種文學類型。據此而言，沿著文學史線性發展，吉屋信子縱向地超越百年時光，此事並不難以想像；比較為人罕知的，我認為是吉屋信子橫向穿透海洋與高山的地理阻隔，令文學血脈流向彼時的殖民地台灣文學現場。

大家好，我是楊雙子。

台灣文學系譜曾經存在「少女小說」這個文類——儘管尚未有嚴格的學術論文發表這個觀點，我卻在書寫歷史小說、埋首文獻與發展創作論述的過程里，愈發確信這個推斷其來有自。

我首次指出這個觀點，是以論述性文章形式寫於拙作《花開少女華麗島》（西元二○一八年，九歌出版）短篇小說集作為代序〈聽說花岡二郎也讀吉屋信子的少女小說〉。在這篇文章里，我引用竹中信子以女性視角記錄昭和五年（一九三○）「霧社事件」的片段文字，其中包括霧社事件要角花岡二郎的遺書與書桌所留遺物，而最為關鍵的是這個短短的句子：「二郎的桌上留有吉屋信子的長篇小說集。」※——居住於深山所在霧社部落的賽德克成年男性花岡二郎，竟然閱讀少女小說代表作家吉屋信子的小說？這個曾經令我咋舌的記錄，實際是一個象徵，指出吉屋信子作品暢銷程度足令打破文類既有受眾的疆界，已經成為整體社會共同關注的文化現象。

註：竹中信子，《日本女人在台灣：日治台灣生活史（昭和篇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五•上）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二○○九），頁二五九。

而後，我在散文集《我家住在張日興隔壁》（二○二○，寶瓶）的一個篇章〈這是文學少女的想像〉里延伸這個想法。假設一九三○年自殺的霧社青年花岡二郎閱讀吉屋信子，那麼一九三○年代正在求學、日後成為台灣第一位台籍女記者的戰前作家楊千鶴，是不是同樣閱讀吉屋信子呢？正是一九三○年代，吉屋信子進入創作高峰期，並且在此時有多部小說改編為電影，掀起一股遍及日本領土的文學旋風。如此說來，楊千鶴一九四二年完稿的自傳式短篇小說〈花開時節〉，有沒有可能受到少女小說這個文類……（內容加載失敗！請重載或更換瀏覽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