譯後記

譯者

常純敏

《花物語》的翻譯過程是煎熬的，不僅由於文體本身的困難度，還有故事必然的悲劇性結局。譯完《花物語》隔天，我與太太偕友人造訪鎌倉市吉屋信子紀念館。這裡是吉屋生前最後十年的寓所，由日本近代數寄屋建築大師吉田五十八設計，佔地五百六十八坪，建築六十三坪。室內格局大器，前後有院，屋後有山，我們甚至在秋陽灑落的廊台瞥見浣熊路過前院。

吉屋歿後，伴侶門馬千代將這間故居捐贈給鎌倉市政府，充當市民學習公共設施暨吉屋信子紀念館。我漫步室內，緬想一九三〇年五月《婦人公論》一七七號〈同居愛的家庭訪問——兩位主婦：吉屋信子與門馬千代〉描寫兩人的生活：

「所以，這個家的形式是由吉屋小姐扮演主人，門馬小姐扮演主婦。每天早上，吉屋小姐埋首寫稿，門馬小姐認真操持家務。到了下午，兩人或是一起上街看電影、觀賞舞台劇，或是團聚聊天，正是甜蜜的家，感覺上比夫婦家庭更加歡愉明亮。這個快樂家庭並非主人與主婦這種社會常見的組合，而是由兩位主婦所構成，因此如前述變成一個問題，然而在記者眼中，它是沒有一絲應該被視為『問題』的快樂家庭。」

一九二三年，二十七歲的吉屋結識二十四歲的數學老師門馬千代，而後展開同居生活。其時志同道合的女性同居或許不算太稀奇，但能夠持續一生就極其罕見了。將此事化為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便是吉屋的筆力。大正時代，女性要貫徹自我信念相當困難，吉屋遠比自己創作的任何一位女主角都來得堅強勇敢，靠著一支筆與門馬從大正走到昭和，相伴一生。

吉屋終身未婚，媒體自是不斷刺探其婚姻與性向，而吉屋每每以笑話巧妙帶過。例如在一九三三年七月《現代》跟政治家鶴見祐輔的〈近代女性解剖對談會〉上答道：「我或許是犧牲了青春嗎？因為太投入寫作……我絕對不是不婚主義者。」又好比在一九三五年二月《新青年》的久生十蘭訪問記事中表示：「我除了寫小說，就是個一無是處的笨女人，所以就算結婚也沒辦法做好太太的工作。」

對於一介女流作家吉屋憑筆桿取得莫大財富，以及遲遲不婚卻與同性伴侶同居的「同性戀」臆度未曾少過。而即使早在一九二一年便已「斷髮」，前衛如吉屋者，基本上亦是打死不認。她在〈黃薔薇〉里透過女學校英語老師葛城美沙織歌頌莎孚，卻在久生指出：「有人認為妳和門馬的關係很『莎孚』？」時，輕描淡寫地撇清：「我很討厭莎孚這位女詩人呵。」

《下妻物語》作者，同時亦是日本少女文化專家的嶽本……（內容加載失敗！請重載或更換瀏覽器）